1992年1月的珠江口君子配资，暖湿的海风扑在脸上，邓小平抵深后决定把视察路线临时加了一站——先科光盘生产基地。这家成立不过八年的公司，为何能在众多单位中脱颖而出，他想当面弄明白。
基地门口，年届五十八岁的叶华明微微佝偻，却精神抖擞地迎上来。老人记忆力惊人，一眼就认出这位长辈：延安时期常在后院碰面的“小个子邓主任”。邓小平望着那张熟悉的脸，轻声笑问：“你是叶老二吧？” “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四根手指，像少年时在聂家小院里那样，语气仍透出几分顽皮。
镜头回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叶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看守允许家属相见。匆忙间，叶挺把两封字迹娟秀的信塞给十二岁的次子叶正明和十岁的四子叶华明，叮嘱他们赶往曾家岩50号周恩来处。重庆江边烟雾缭绕，兄妹仨趁中午换岗飞奔而去。当晚，周恩来亲自为孩子们铺床：“安心住下，你们父亲的事我们会想办法。”一句温言，成了兄弟俩日后闯荡人生的底色。
延安的冬夜干冷。1946年初，兄弟俩转抵陕北，被寄养在聂荣臻家中。当时住同一院子的还有邓小平。小平同志总爱在饭后踱步，看见两个瘦小的孩子就招手：“过来，下棋！”棋下多了，他记住了兄弟的笑脸，却记不住排行，两年间总是“老二”“老四”地乱叫，成了院里一段趣事。
1949年后，叶家子弟各奔岗位。老四叶华明先在哈军工读书，1956年随空军大队赴东北实习。三十而立，他已是少校工程师。可航天二部派他出访荷兰时君子配资，他第一次见识到激光视盘原型机，那一抹银光让他心里长草。
1983年春，从荷兰归来后，他主动向国家科委申请调入筹建中的计算机工程中心，却因多次与领导观点相左，感觉身手难施。恰在此时，深圳特区在北京公开招揽人才。叶华明翻报纸看到启事，脑中闪出一句话：父亲当年是北伐铁军，自己也应走一趟“南伐”。
同年十月，老四乘绿皮车南下，抵达只有十几万人口的深圳。科委大楼外面尘土飞扬，屋里既闷又湿，可他越看越兴奋——这股子“乱中求生”的劲儿，正合脾性。不到半年，他被任命为市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月薪五百元，没有补贴，却管一摊刚起步的摊子。
钱紧、人稀、底子薄。面对外宾时，政府官员身份让对方有距离感。叶华明索性提出：另设一家公司，专门对口谈合作。名字取自邓小平那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科。
1984年5月7日，先科技术开发公司挂牌。启动资金只有叶华明垫出的五千元。第一个目标锁定荷兰飞利浦激光视盘技术。荷兰朋友林慧曾建议先从贸易起步，被他否决：“不搞倒卖君子配资，先科要吃技术饭。”那一年，他和团队往返荷兰八次，最终拿到视盘全套生产线转让意向书。
合同签下，最大难题是钱。土地、厂房、首期技术费，加一起要几千万。叶华明拿着厚厚的可行性报告，第一次进银行贷款大厅，末了自嘲：“将门之后也得学会算账。”1985年10月，先科把首笔转让费汇到飞利浦，深圳工业用地上一片桩机轰鸣。
1989年9月，深飞制造的第一批LD视盘下线，节目母带是苏联芭蕾舞《天鹅湖》。几个月后，《红楼梦》LD版上市，音画皆清晰，市民排队到电子商场体验，舆论惊呼“内地也能造光盘了”。先科一跃成为国内光电龙头。
1991年10月，李鹏总理为先科二期工程剪彩，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四个能批量生产CD、LD的国家。技术折射出的不仅是工艺，更是一座城市的自信。深圳市财政年收入突破百亿，先科贡献颇多。
邓小平南巡当天，穿厂服的叶华明陪同他走完整条生产线。车间里机械臂上下翻飞，银色视盘排成长龙。邓小平微微点头，扶着扶手说道：“搞得不错嘛。”随行人员记下这句简短评语，却没捕捉到两位老人对望时那种会心。
巡查结束，邓小平在会议室同干部短谈。他说，改革开放就是要大胆试，深圳经验说明，谁先掌握先进技术，谁就占先机。坐在一旁的叶华明没插话，只在笔记本角落写了六个字：技强、胆大、人勤。
1992年底，先科已拥有十多家子公司，总资产八亿。叶华明辞去公务员编制，专职任集团董事长。有人劝他保留官职更稳，他却摆手：“先科是市场里的孩子，不是衙门里养大的。”
2000年10月，叶华明到龄退休。他没有在欢送会上长谈，只对接班人提了一个要求：“账别糊涂，技术别落伍。”当天晚上，他独自走回车间，摸了摸第一条生产线的外壳，笑得像当年那个跑去曾家岩的小男孩。
几十年间，从重庆嘉陵江到深圳罗湖口岸，两个问号——“你是老二？”“我是老四。”——串起一段特殊的师徒、长幼与时代交织的记忆。有人说先科的崛起靠政策红利，也有人强调海外技术的重要，但如果没有叶华明当年那句“父亲北上，我南下”，很多故事恐怕连开头都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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